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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明华认为，民营企业的债务负担较重，对债转股的需求也更大。但是，需要债转股的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也比较突出，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对此的顾虑也很大。债转股实施过程中的定价问题，是各方关注的难点。“对于国企，定价低了，可能会涉嫌国资流失；定价高了，金融资产公司的风险会加大。对于民企，定价低了，债务负担就减轻不了多少，积极性也会降低。”高明华说道。

第四，当务之急，并非想方设法降低物流成本，而是保障物流行业的正常运转。这个时候，成本不可能不高。但成本高不是最可怕的，运转不畅甚至不正常才是最可可怕的。只要正常运转了，经济的纽带没问题了，经济就不会有问题。如果一味控制成本导致降低了效率，才是最大的问题。至于专家建议的“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、厂矿企业去”，那是疫情之后的事，不着急，是明年乃至后年甚至更后面的事。疫情之下，是要先保障正常运转。

事实上，这三位女性分别代表着印度政坛及社会反对莫迪的三股力量，其中玛雅瓦蒂现为北方邦邦长。她曾在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四次当选首席部长，也是印度首位当选首席部长的达利特女性。玛雅瓦蒂带领的达利特人在本次大选中不容忽视。在印度，最低种姓的人被称为达利特人，也就是所谓的“贱民”。据2018年的印度官方人口普查数据，达利特人的人口目前已超过2亿。

大选日开始数周前，所有政党就开始公布竞选政策，发展经济、保证国家安全、打击恐怖主义、改善政府治理能力、发展医疗、减少贫困等等。Deepak Bhojwani观察发现，包括印人党和国大党在内的主要党派关注的议题其实是同质化的，“但他们总是在指控对方在某些方面表现糟糕，通常也会指控对方腐败（这个问题在印度是永远存在的）。这些都是政治手段，即永远宣称自己能比对方做得好。”

除了现政府的经济政策，莫迪强势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形象也让Guru Aiyar难以接受：“莫迪不断地利用区分‘我们’和‘他们’煽动民意，有脑子的印度人都看穿了背后的政治把戏。”卡梅尔蒙特学院位于卡纳塔克邦班加罗尔，这里又被称为“印度硅谷”。在2018年5月的国会选举后，卡纳塔克邦从国大党独大变成了国大党与人民党（JDS）联合执政。该邦的首席部长是印度前总理高达（H。 D。 Deve Gowda）的儿子、59岁的人民党政客库玛瑞斯瓦米（H。 D。 Kumaraswamy）。

高明华分析，债转股既需要充分的资金，也需要丰富的公司治理经验，而商业银行和外资的参与能够在这两方面解决一些瓶颈问题。“当然，更重要的还是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自身在这两方面的优势。”政府的积极纾困，并不意味着所有困难企业都能实现债转股。根据2018年6月银保监会发布的《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作为债转股对象的企业应具备发展前景良好但遇暂时困难、生产产品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、信用状况好等条件。